巴塞尔委员会(巴塞尔委员会成立于哪一年)

“系统重要性”这个概念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变得为人所知。在全球央行的拯救行动中，确定了数十家“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Systemically Important Financial Institution）。它们是指在全球范围内具有较大规模、跨境活动活跃、与其他金融机构关联程度高、结构和业务较为复杂，以及难以替代的金融机构。

加入该名单意味着将适用巴塞尔委员会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附加资本要求，即系统重要性银行将分别被要求最低提高1%至2.5%的附加资本。但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也有“特权”，它们是在国际金融市场中承担了关键功能、具有全球性特征、具有巨大社会影响力的金融机构，这些机构一旦发生重大风险事件或经营失败，就会对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带来较大影响甚至是系统性风险。因此，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被视为全球银行业的“稳定器”。

“系统重要性”这一概念可以被应用到更广泛的领域，比如系统重要性企业、系统重要性部门等。如果一家企业或政府部门对整个系统的正常运行或生存有着不可替代的关键影响力，那么它就具有系统重要性。在安邦（ANBOUND）的智库学者看来，在不断变化的国家经济、行业和市场中，获得“系统性重要性”对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不论在市场经济还是在计划经济，系统重要性机构都意味着你能获得更多的资源，有更大的影响力，生存与发展的机会、安全性都比其他“非系统重要性机构”更多。因此，寻求具有或强化“系统重要性”，应该成为一家企业的重要发展策略。

在市场经济国家，企业的系统重要性主要取决于社会影响力、市场影响力、创新能力、行业主导地位。而在非市场经济国家，系统重要性除了上述因素之外，往往还会取决于政治因素或某种特权。中国市场是一个具有很强市场经济特点的不完全市场，决定系统重要性的因素更为复杂，央企地位、政治因素、市场影响力、政经人脉、行业地位等，都会影响到企业是否具有系统重要性。在金融领域，四大国有银行就是中国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还是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在电信领域，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则是行业内的系统重要性公司；“三桶油”则是石油领域的系统重要性公司。要指出的是，国企的系统重要性地位主要源于其垄断或寡头垄断地位，并不等于其真正的社会影响力和市场影响力。这种得益于体制的“先天重要性”，也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衰落或消失。

民营企业在中国如果要获得系统重要性，难度比较大。由于民营企业不具有国企的“先天重要性”，所在的领域往往也不是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因此很难获得系统重要性地位。不过，民企获得系统重要性也不是没有可能，但需要比国企多付出无数的努力和汗水。比如在通信设备制造领域，华为在中国就具有系统重要性地位，它目前在中国的地位无人能替代。在国企不擅长的领域，民企成为系统重要性企业的可能性就要大得多。比如在竞争比较充分、创新要求很高的互联网行业，系统重要性企业全部都是民营企业。

即使在市场上同属著名企业，但并不一定都是系统重要性企业。比如，华为是系统重要性企业，但联想集团肯定不是。工商银行是系统重要性企业，但招商银行肯定不是。在房地产行业，虽然行业规模和影响力都很大，牵动众多金融机构和亿万人的生活，而且房地产行业也是宏观产业，但所有的房地产企业不管是万科、万达、恒大还是中海，都不是系统重要性企业。在竞争激烈的互联网行业，BAT可以算是各自细分领域的系统重要性公司，但成千上万的互联网公司则不是。

成为系统重要性企业虽然有较高的门槛，但实际上，企业可以通过增加自己的系统重要性，来增强自己的生存能力和安全性。也就是说，企业可以永远走在靠近系统重要性的路上。这对于当前新常态下的企业转型发展来说很有现实意义。比如恒大只做房地产成不了系统重要性企业，但当它同时进入足球产业、保险业之后，恒大就增加了一些“系统重要性因素”，这时候的恒大就不象一个单纯的房地产公司那样“脆弱”了。同样的道理，单做网商的阿里巴巴与京东一样是个普通的电商公司，但把互联网金融做大之后的复合型的阿里巴巴，其系统重要性就远非淘宝或京东可比。

那么，如何来增加企业的系统重要性呢？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研究和咨询专题，三两句话不可能说得清楚。大致来说，涉及几个共性的方面：一是行业选择，二是发展方向选择，三是企业做大做强的能力，四是规避风险的能力，五是把握政策的能力，六是判断未来趋势和机遇的能力。很多时候，如果企业自己看不清楚，就需要从专业的战略机构那里获得关键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