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东亚怪物房)

文/史桂芳

编辑/张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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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联盟是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石原莞尔提出的。东亚联盟以王道主义为指导理念，以“国防共同、经济一体化、政治独立”为基本条件，鼓吹在日本天皇的领导下，首先结成日、“满”、华为核心的联盟，待东亚力量发展后，再将联盟扩大到整个亚洲、乃至更广泛的地区，最终实现日本控制东亚和世界的目的。

石原莞尔曾任关东军参谋，他提出东亚联盟后，企图通过自己以及好友板垣征四郎在军中的地位，执掌军政大权，建立板垣内阁，由政府来推进东亚联盟的建设。由于日本各派军阀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斗争，石原一派在军阀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失败，在陆军中央的势力大为削弱，于是，石原莞尔“以他保持巨大影响力的陆军作为政治革新的主体，完成任务”的愿望破灭，只得以从事民间运动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1939年10月，日本东亚联盟协会在东京成立，并发行机关刊物《东亚联盟》月刊，日本的东亚联盟运动由此开始。日本参加东亚联盟协会的主要成员有：原伪满洲国协和会会员、农民联盟成员、议会议员、大学教授、军人等。东亚联盟协会在全国各地设立的地方事务所和支部，是其基层组织。据统计，战争期间日本国内参加东亚联盟协会的会员达10万人，建立了8个地方事务所、57个支部。东亚联盟协会从事发展会员、组织讲演会、电影会等，宣传东亚联盟的理论。根据日本内务省警保局调查，东亚联盟在“各县组织了准备会，现在很多有实力的分子参加，机关刊物发行量达26000册，预计今后将进一步发展”。日本东亚联盟协会成立后，在中国东北还成立了“满洲东亚联盟志友会”。志友会是伪满洲国协和运动的一部分，是伪满洲国协和会的别动队。

东亚联盟协会成立时，正值中日战争陷于长期化之际。此时，日本政府已经从占领南京的得意中“清醒”过来，近卫内阁改变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策，倡导中日两国在“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三原则之下，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早日结束中日战争。东亚联盟协会成立后，就把宣传近卫三原则与宣传东亚联盟的主张联系起来。在《东亚联盟协会趣意书》中，协会提出东亚联盟运动的目标是：让日本全体国民普遍理解近卫声明的意义，使中华民国国民理解其真意，确立加强东亚各民族提携的基础。

东亚联盟运动自称为文化运动或国民运动，但是，参加联盟协会者多为与政府关系密切之人，尤其是东亚联盟协会地方支部的干部，几乎是各地区的政治家和有经济实力者，支部长多为县议会议长。这些地方政治家、金融家在《东亚联盟》上发表主张，控制着地方东亚联盟运动的活动和发展。这表明东亚联盟协会从成立之初，就日本政府有密切的联系，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

东亚联盟协会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大力宣传东亚联盟的理论，扩大其在日本社会的影响，力争使政府全盘采用东亚联盟的主张。东亚联盟协会成员认为近卫三原则与结成东亚联盟的三个条件基本一致，近卫三原则的目标就是实现东亚联盟，中日两国提携是东亚未来发展的趋势。为了借近卫三原则扩大东亚联盟的影响，协会成立后，各地的支部组织演讲会，请赞成东亚联盟的军部或政府官员，宣讲东亚联盟论的内容，强调东亚联盟对解决中日战争、建立东亚新秩序的重要作用。据统计，仅日本东北地区在1939年12月到1940年2月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就组织了11场演讲会。在各地的演讲会上，众议院议员木村武雄、中山优等社会名流纷纷登台。

为了培植东亚联盟的后备力量，东亚联盟协会会员还经常对一般青年和大学学生进行宣传，用东亚联盟影响年青一代。东亚联盟协会会员曾到大日本青年教师团、青年恳谈会等青年团体中进行活动。1940年1月，早稻田大学、明治大学的学生在东亚联盟协会的支持下，召开东亚学生联盟准备会。东亚联盟协会关西事务所在京都的各大学举办演讲会。有的学校还成立了类似东亚联盟协会的学生组织，1940年6月，东京以及关西地区的大约20所大学，成立了东亚学生联盟。学生们利用各种研究会、讨论会宣传东亚联盟的理念，还在暑假期间组织赴中国东北考察，到北海道等地进行宣传活动。

东亚联盟协会成立之初，《东亚联盟》几乎每期都在显要的位置上，刊登石原莞尔的著述。石原莞尔所著的《东亚联盟建设要纲》是协会会员的必读之书，该书1939年8月首次出版，到1941年已经被“重印6次，翻译成汉、蒙、鲜等多种文字，发行近20万册”。中山优、宫崎正义、安藤敏夫等人的文章，也频频刊登在《东亚联盟》上。这一时期《东亚联盟》刊载的文章，多涉及政治方面的内容，对近卫三原则显示出非常高的热情。

其次，协会大量网罗赞成东亚联盟论者，企图使协会成为政治性团体，实现石原莞尔的政治理想。东亚联盟协会成立之初，一直淡化政治色彩，强调东亚联盟运动是文化运动，以民间运动的形式，配合政府的对外政策，“根据东亚联盟的主张，统一国内的思想”，促进中日战争的早日解决。但是，从1940年中期开始，石原莞尔提出运动的新任务是昭和维新，即“以整个东亚为单位，依靠内外一途的革新政策，最大限度地发挥东亚诸民族的一切力量，准备世界最后决战的胜利”。为完成昭和维新的任务，石原莞尔提出要“扩大、组织同志网，并使之强化”，他认为上得天皇信任，下能综合领导民意的政治组织是与日本“国体”相适应的，准备把协会发展成政治团体。

石原莞尔这时东亚联盟运动向政治方向发展，是因为他认为“实现东亚诸民族的大同团结，结成东亚联盟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了伪国民政府后，提出采用东亚联盟论作为和平运动的理论基础。石原认为欧美帝国主义在东亚的势力已经衰退，按照东亚联盟论实现日中提携的时机已经成熟，这也是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好机会。

1940年10月，东亚联盟协会第一次全国支部代表会议在京都召开。日本国内有17个支部以及东京、关西两个事务所的44名代表参加。在这次会议上，制定了东亚联盟协会的新宣言、新会员制度。宣言强调东亚联盟运动今后向政治方向发展，要进一步扩大、强化“同志网”，增强协会的影响力。

再次，组织促进东亚联盟议员联盟，为汪精卫伪国民政府撑腰打气。1940年12月，以众议院议员、日本东亚联盟协会会员木村武雄为首，组成了促进东亚联盟议员联盟，有130名众议院议员和25名贵族院议员参加。议员联盟聚集了当时日本诸多的政治家，他们主张中日两国应按照东亚联盟的办法解决争端，早日实现中日和平。

1941年1月，木村武雄组织促进东亚联盟议员联盟访华团，企图通过访问中国的活动，一方面“了解中国开展东亚联盟运动的状况，了解中国同志的热情”，为汪伪的东亚联盟运动打气；另一方面增强议员联盟在日本国内的影响，扩大议员联盟的活动。议员联盟代表团分别到南京、广东等地访问，与南京政府的军政要人进行了会谈。他们希望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开展的东亚联盟运动，能在消除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扩大东亚联盟论的影响，尽早结束中日战争方面发挥作用。

议员联盟成员在与汪精卫伪国民政府会谈中，依照联盟论的内容，认为“国防共同”是建立东亚联盟的首要条件，“政治独立”并非那么重要。可是，汪精卫集团为了表明自己是代表国民党正统，其政权是“合法”的，与日本处于平等的地位，把“政治独立”放在了诸条件的首位，双方在如何看待“政治独立”上发生分歧。汪精卫政权作为日本的傀儡，力图通过表面上的独立，争取一点面子。而议员联盟访问团却认为，中国人能力低下，中国根本不可能具有完全的独立和政治自由。汪精卫虽然对东亚联盟议员联盟访华团的看法有异议，但是，为了讨日本人的欢心，汪精卫集团在阐述“政治独立”时，特别强调日本比中国先进，在东亚居于领导地位，他们尊重日本的领导。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计划将国内的“兴亚”团体统一起来，准备把东亚联盟协会统一到大政翼赞会的外围组织之中。1941年2月17日，东亚联盟协会第二次全国支部代表会议在东京召开。协会认为中国东亚联盟运动的开展，证明了东亚联盟已经深得中国人的理解，对解决中日战争具有重要作用。现在政府鉴于世界形势的发展，要统一国内舆论，统一国内“兴亚”团体，东亚联盟协会对此没有异议，应欣然参加统一的团体。1941年7月大日本兴亚同盟成立，东亚联盟协会因改组后的兴亚同盟纲领没有明确采用东亚联盟为指导纲领，而产生了不满，拒绝参加。经过东亚联盟协会与大日本兴亚同盟反复的讨价还价，决定协会“作为思想运动团体……向昭和维新运动迈进。兴亚运动部门以此来统一兴亚同盟”，东亚联盟协会改称东亚联盟同志会。

东亚联盟协会改称东亚联盟同志会后，日本国内由于长期的战争，人民生活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对战争不满的言论有越来越多，东亚联盟协会这时主要是宣传国民应过最艰苦的生活。在其刊物《东亚联盟》杂志上，大量发表国民不吃糖和粳米，吃粗米、不坐坐垫，更有利于健康的文章。东亚联盟同志会的成员开始研究民间疗法，还积极宣传改良农业技术增加粮食生产，以增强日本应付长期战争的实力。这时的东亚联盟运动宣传的侧重点虽有所改变，但是其支持侵略战争、维护日本侵略权益的本质没有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