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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吴冰冰，北京大学阿拉伯语言文化系副主任，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关键词】王室权力结构、对外战略、“一带一路”、中沙战略合作

内容提要

2015年以来，沙特王室权力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对外战略也进行了显著的调整，“萨勒曼主义”逐渐成型，并经受着全方位的严峻考验。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沙特内政外交方面的深刻变化，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全面深化提供了重要机遇。

本文作者

中国领导人于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沙特是“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国家，1990年中沙建交以来，两国之间高层互访频繁，双边合作不断深化。2015年以来，随着沙特王室权力结构变化和对外战略调整，沙特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发展对华战略合作的积极性日益增强。随着2016年1月中国领导人访问沙特和2017年3月萨勒曼国王访华，双方稳步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和发展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沙特内政外交方面的深刻变化，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全面深化提供了重要机遇。

1沙特王室权力结构的变化

沙特王室指阿卜杜勒·阿齐兹·伊本·沙特的直系后代，包括他的36个儿子及其直系后代，他们享有“王室殿下”的头衔。只有其中的男性成员才有可能继承沙特王位。第一沙特国家的创立者穆罕默德·本·沙特的父亲沙特·本·穆罕默德·本·穆格林·沙特的后代构成了庞大的沙特家族，其中比较著名的支系包括森纳扬支系、贾卢维支系和大沙特支系等。在沙特家族中，除沙特王室成员外，其他人没有王位继承权。

1933年，伊本·沙特立其在世的最年长的儿子沙特（Saud，1902~1969年，1953~1964年在位）为王储。在伊本·沙特看来，王位继承问题要遵循三个原则：由自己的儿子们来继承王位，选其中有能力的最年长者.根据儿子们的母系出身维持不同派系的平衡。1953年，伊本·沙特去世.沙特继任国王，并立弟弟费萨尔（Faisal，1906~1975年,1964~1975年在位）为王储。

费萨尔得到沙特王室内部“苏德里七雄”的支持。“苏德里七雄”指伊本·沙特国王与出身苏德里部落的妻子哈萨·宾特·艾哈迈德·苏德里所生的七个儿子，即法赫德（Fahd，1921~2005年，1982~2005年在位）、苏尔坦（Sultan，1931~2011，2005~2011年任王储）、阿卜杜·拉赫曼（Abd al-Rahman，1931~）、图尔基（Turki，1932~）、纳伊夫（Nayef，1934~2012，2011~2012年任王储）、萨勒曼（Salman，1935~，2012~2015年任王储，2015年至今任国王）和艾哈迈德（Ahmed，1943~）。

1964年11月2日，费萨尔继任国王,任命哈立德亲王（Khalid,1913~1982年,1964~1975年任王储，1975~1982年在位）为王储。1975年3月，费萨尔国王遭王室成员刺杀而身亡。哈立德继任国王，法赫德被任命为王储。1982年6月，哈立德因病去世，法赫德继任国王并自任大臣会议chairman。他任命国民卫队司令阿卜杜拉亲王（Abdullah，1924~2015年，1982~2005年任王储，2005~2015年在位）担任王储兼大臣会议cochairman，并任命自己同父同母的弟弟苏尔坦为第二副首相并继续兼任国防与航空大臣和总检察长。

在哈立德国王时代，“苏德里七雄”因为掌握了关键部门的职位，巩固了自己的实力和地位。在法赫德国王时代，其同父同母的兄弟们利用国王的支持及自身的地位，进一步巩固了权力。王室内部围绕安全和外交事务形成了比较稳固的权力分配格局，其中比较重要的家系包括阿卜杜拉家系、苏尔坦家系、纳伊夫家系、萨勒曼家系和费萨尔家系。

2005年，法赫德国王去世，阿卜杜拉继任国王，他本人担任大臣会议President，苏尔坦亲王被任命为王储兼大臣会议cochairman。阿卜杜拉国王利用各种机会尤其是第二代亲王去世的机会调整关键职位，以此削弱苏德里系亲王的势力。

2011年10月22日，王储苏尔坦亲王去世；10月27日，阿卜杜拉国王任命纳伊夫亲王任王储。2011年11月5日，利雅得省总督萨勒曼亲王被任命为国防与航空大臣，苏尔坦的儿子哈立德·本·苏尔坦被任命为国防与航空副大臣。2013年4月20日，哈立德·本·苏尔坦被解职，这意味着苏尔坦家族的势力退出国防与航空部。2005年10月，班达尔·本·苏尔坦被免去驻美大使的职务，由图尔基·本·费萨尔接任。由于驻美大使是沙特权力结构中最为关键的职位之一，这一职务变动事实上意味着苏尔坦家系的势力退出外交部，费萨尔家系则掌控了外交大臣和驻美大使两个关键职务。班达尔·本·苏尔坦被任命为新设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直到2015年1月该机构被撤销。2012年7月19日，班达尔·本·苏尔坦还接任了国家情报总局局长，直到2014年4月15日被解职，至此，整个苏尔坦家系已经退出沙特的权力中心。

2006年12月，图尔基·本·费萨尔亲王被解除驻美大使的职务，由非王室出身的阿迪勒·朱贝尔接任。2015年4月29日,阿迪勒·朱贝尔接替沙特·本·费萨尔亲王担任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家系长期控制外交部的局面被打破。

纳伊夫亲王在2009年3月27日就已经被任命为大臣委员会第二cochairman，2011年10月开始担任王储。2012年6月16日，纳伊夫亲王去世；6月18日，萨勒曼亲王被任命为王储。纳伊夫亲王控制的内政部并没有交给他的儿子穆罕默德·本·纳伊夫（Muhammad bin Nayef,1959~），而是由艾哈迈德·本·阿卜杜勒·阿齐兹在2012年6月18日担任内政大臣，但在数月后，内政大臣一职还是由穆罕默德·本·纳伊夫接任。

经过调整，在阿卜杜拉国王执政后期，苏尔坦家系、费萨尔家系基本退出权力中心，加上法赫德家系原本实力就较弱，苏德里系亲王及其盟友中，只有萨勒曼家系和纳伊夫家系仍握有实权。

2013年2月，阿卜杜拉国王任命穆格林·本·阿卜杜勒·阿齐兹担任大臣会议第二cochairman。2014年3月27日，阿卜杜拉国王下令任命穆格林亲王为王储继承人，即副王储。2015年1月23日，阿卜杜拉国王去世，萨勒曼继任国王。同日，穆格林亲王被任命为王储兼大臣会议cochairman，穆罕默德·本·纳伊夫亲王则被任命为副王储。穆罕默德·本·纳伊夫亲王在第三代亲王中第一个被立为王位继承人。萨勒曼国王还于2015年1月29日任命他的儿子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uhammad bin Salman，1985~）担任国防大臣兼国王办公厅主任。

早在2013年3月,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就被任命为王储办公厅主任。萨勒曼国王已经显示出让儿子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进入王位继承人序列的意愿。此外，萨勒曼国王还于1月29日宣布成立政治与安全事务委员会和经济与发展事务委员会。前者由穆罕默德·本·纳伊夫担任chairman，包括外交大臣、国民卫队大臣、国防大臣、伊斯兰事务大臣、文化与信息大臣、国家情报总局局长等9名成员；后者由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任chairman,包括财政大臣、司法大臣、石油与矿产大臣、商业与工业大臣、交通大臣等22名成员。

2015年4月29日,萨勒曼国王改组政府,废黜穆格林亲王的王储职务改,由穆罕默德·本·纳伊夫任王储，并任命自己的儿子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为副王储。哈立德·法利哈接替阿里·纳伊米担任阿美石油公司leader,此前,他从2009年开始担任阿美石油总裁及首席执行官。5月1日,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被任命为新成立的阿美石油公司最高委员会领导人。2016年5月,石油部改组为能源、工业与矿产资源部，哈立德·法利哈接替阿里·纳伊米担任大臣。2015年4月29日，沙特·费萨尔被解除了外交大臣一职，由阿迪勒·朱贝尔接任。

随着老资格的阿里·纳伊米被解除石油部和阿美石油公司的职务，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主导了沙特的石油部门；作为经济与发展事务委员会chairman，他也负责经济事务。费萨尔家系掌控外交部的局面被打破,非王室成员阿迪勒·朱贝尔担任外交大臣，外交大臣不再有和亲王们平起平坐的资格。外交系统掌握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的手中，他还是国防大臣和王室办公厅主任。在哈立德国王、法赫德国王时期长期存在的碎片化权力结构，经过阿卜杜拉国王和萨勒曼国王的调整，已经逐渐整合,形成了王储穆罕默德·本·纳伊夫负责内政部及安全事务,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负责国防、外交、经济和石油部门，穆塔布·本·阿卜杜拉亲王负责国民卫队部的格局。阿卜杜拉家系基本上已经没有继承王位的可能,原有的苏德里系亲王和非苏德里系亲王争夺王室继承权的权力格局，正在变为苏德里系内部萨勒曼家系和纳伊夫家系垄断第三代亲王王位继承权的新权力格局。

2沙特对外战略面临的挑战

沙特对外战略的选择是以其国家基本特点为基础的。沙特是具有特殊地位的阿拉伯-伊斯兰国家，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但保障国家安全的能力较弱，其政治体制是由国王代表沙特家族实行的君主制，这些要素构成了沙特的国家基本特点。由于这些基本特点，“沙特对世界的看法，受到特殊的文化自信与强烈的不安全感影响”。在此基础上，沙特形成了自己的对外战略，其要点是：包括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在内的周边安全是核心，对美国的安全依赖是关键，石油和石油美元构成的金融手段以及沙特对全球伊斯兰主义运动的影响是主要政策工具，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是主要空间。

2015年萨勒曼国王上台后，沙特开始宣扬“萨勒曼主义”（Salman Doctrine）。在沙特评论人士贾马勒·卡舒基看来，萨勒曼主义就是对奥巴马政策的一种回应。沙特认为，奥巴马政策的核心是不愿承担在中东地区发挥领导力的高昂成本，所以采取不干涉政策，尤其是在叙利亚问题上，即使叙利亚在2013年9月突破了美国设定的化武红线。

在这种情况下，沙特必须主动承担领导责任，提出倡议和主张并采取行动，并迫使美国出于盟友体系及其在中东利益的考虑间接或直接介入中东。“像沙特这样强大的地区国家能够领导并改变历史，至少改变其自身的历史……[美国]将响应并追随地区领导者。”在贾马勒·卡舒基看来，萨勒曼主义成型的标志就是2015年对也门胡塞武装采取的军事行动。萨勒曼主义的实质，就是在美国奥巴马政府不愿通过军事行动全力配合沙特与伊朗对抗的地区战略的时候，沙特要采取主动的外交和军事行动，迫使美国继续支持沙特的地区战略利益诉求。萨勒曼主义并不是要弱化或取代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导作用，而是要强化和突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导作用，并推动这种主导作用与沙特的利益相吻合。

当前，沙特在外交战略上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沙特与美国的关系出现较多的不确定因素。2016年9月28日，美国参众两院强行通过《法律制裁恐怖主义赞助者法案》（Justice Against Sponsors of Terrorism Act，JASTA），允许“9·11”事件受害者家属起诉沙特政府。这反映出美国国内主流民意对沙特态度的变化而特朗普本人表现出的反对穆斯林的倾向更令沙特感到忧虑。特朗普上台以来，尽管其推行的以“推回伊朗”（push back Iran）为主要目标的中东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沙特的利益，但是特朗普执政风格中的不确定性令沙特深感不安。

第二，石油价格持续低迷削弱了沙特的实力和影响力。2014年6月开始，国际原油价格开始从高位持续下跌。从2015年年底到2016年年初，油价出现断崖式下降，2016年2月美国市场原油一度达到每桶约26美元的低位。低油价对沙特经济造成严重冲击，2015年赤字达到980亿美元，2016年的赤字为790亿美元。为了应对低油价带来的财政压力，2016年10月，沙特在国际市场出售债券，募集到175亿美元资金；2017年4月再次出售债券，募集到90亿美元资金。与此同时，沙特外汇储备也持续萎缩，从2014年的7320亿美元减少到2015年年底的6160亿美元，至2016年9月减少到5550亿美元。

第三，在周边安全问题上，沙特没能取得优势地位。2015年3月25日,沙特、阿联酋等国联军在也门展开军事行动。2016年4月，也门哈迪政府开始与胡塞武装展开谈判；8月6日，胡塞武装的政治组织安萨尔拉运动（Ansarullah）与萨利赫领导的全国人民大会党宣布成立最高政治委员会，建立实质性的政府。以沙特和阿联酋为首的联军在也门的军事行动并不顺利，胡塞武装还深入沙特境内，对沙特自身造成严重威胁。11月28日，安萨尔拉运动和也门全国人民大会党宣布成立民族救国政府。

第四，在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沙特的影响力也受到挑战。在叙利亚问题上，2017年1月24日，俄罗斯、伊朗和土耳其联合发起阿斯塔纳会谈，沙特并不在与会方之列，显示出在叙利亚问题上其被边缘化的趋势。2016年1月，沙特与伊朗断绝了外交关系，但总体上地区格局依然呈现伊朗强、沙特弱的局面。总体来看，沙特的对外战略正在经受全方位的严峻考验。

更为严峻的是，在海湾国家内部，沙特与卡塔尔、阿曼、阿联酋等海湾国家之间也存在着日益扩大的分歧。2010年中东变局爆发后，卡塔尔一度非常活跃，在阿拉伯世界积极支持各国的穆斯林兄弟会势力，沙特和卡塔尔的关系也因此趋于紧张。

2013年11月23日，为了弥合分歧，海湾国家首脑在利雅得签署《利雅得协定》。2014年3月5日，沙特、阿联酋和巴林三国指责卡塔尔没有遵守《利雅得协定》，并宣布召回驻卡塔尔大使对卡塔尔施压。在科威特和阿曼的调解下，直到11月三国才与卡塔尔达成和解，重新向卡塔尔派遣大使。沙特和阿曼在也门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马斯喀特选择对国际社会施压以求迅速找到解决（也门）恶化的冲突的外交方案。阿曼还强调，谈判解决必须来自也门人民而不是外国政府。”2015年5月26日，伊朗外长扎里夫访问阿曼，在访问期间会见了胡塞武装的代表。2016年10月，一度传出伊朗的武器经过阿曼流向也门的新闻，阿曼方面对此加以否认。

尽管阿联酋与沙特一起在也门作战、支持埃及塞西政府，但是阿联酋逐渐明显的地区意图也引起沙特的担忧。中东变局爆发后，阿联酋“在抵御阿拉伯之春引发的一些政治、经济和军事挑战中发挥了领导作用”。阿联酋在厄立特里亚建立了海军和空军基地，并尝试在利比亚建立军事基地。由于这种注重军事实力和军事手段的倾向，阿联酋被称为“小斯巴达”。尽管在中东变局爆发之后，沙特与阿联酋一度紧密合作，沙特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和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也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关系，但是阿联酋这种地区雄心已经引起沙特的警觉。

3中沙“一带一路”合作与双边战略关系

1990年7月，中国与沙特建立外交关系。两国建交以来，双方领导人实现了多次互访。1991年7月，中国领导人访问沙特，这是两国建交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沙特。1999年10月，访问沙特,并与法赫德国王会晤。2006年1月，沙特阿卜杜拉国王访华，这是两国建交以来沙特国王首次访华。2006年4月和2009年2月，中国领导人两次访问沙特，并与阿卜杜拉国王会晤。2012年1月，中国领导人访问沙特。2016年1月.中国领导人对沙特进行正式访问，并与萨勒曼国王举行了会晤。此前,2008年6月，中国领导人就曾应沙特王储苏尔坦的邀请访问沙特,并与阿卜杜拉国王和王储苏尔坦举行了会晤。2017年3月，萨勒曼国王应邀访华,此前，在2014年3月萨勒曼就曾以沙特王储、副首相兼国防大臣的身份访华。

建交以来，两国之间的合作关系也不断提升。2006年中国领导人访沙期间，双方就建立中沙战略性合作关系达成共识。2008年，中国领导人访问沙特期间，双方签署《中国和沙特关于加强合作和战略性友好关系的联合声明》。2016年中国领导人访问沙特期间，两国发表《中国和沙特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政府间文件，并决定成立两国高级别联合委员会。2016年8月，中国国务院领导人和沙特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共同主持中沙高委会首次会议；9月，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赴杭州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沙特王室权力结构的变化及其在对外战略上面临的挑战，提升了沙特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发展对华战略合作关系的积极性。

从沙特王室权力结构变化的角度来看，萨勒曼国王上台后，王室内部的权力日益集中于萨勒曼家系和纳伊夫家系。由于全面负责经济和能源领域，在与中国就“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合作的时候，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可以在最高层次全面负责整体运行和跨部门协调，并且可以把沙特的国家发展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全方位对接。2016年4月，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发表《2030沙特愿景》，围绕经济多元化和摆脱对石油产业的依赖提出了国家全方位转型的战略规划。为了达成这一规划的战略目标，沙特愿意和“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对接，通过与中国的深度合作，推动沙特经济的结构性转型。

与此同时，鉴于沙特王室权力结构的变化，中国与沙特领导层平衡发展全方位的关系。2016年11月6日，中国领导人特使孟建柱访问沙特，与沙特国王萨勒曼，王储兼副首相、内政大臣穆罕默德·本·纳伊夫和副王储兼第二副首相、国防大臣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举行了会谈。为了提升中沙两国的战略关系，一方面应该大力推动两国围绕“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另一方面要大力推动在安全领域的合作，这也是与沙特领导层平衡发展全方位关系的需要。

从沙特对外战略面临的挑战来看：第一，沙特要提升大国平衡外交的水平，需要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务实合作大力发展对华关系。长期以来,沙特把发展对美关系作为对外战略的关键。由于国际和地区形势的变化,在中东地区通过大国合作来稳定地区形势的客观需求日益突出；同时，由于美国和沙特关系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发展对华关系也是沙特对外战略的客观需求。沙特正更为积极地平衡发展对美关系和对华关系，提升其大国平衡外交的水平。通过与中国开展“一带一路”建设的务实合作，是沙特提升对华战略关系的重要途径。

第二，海湾地区和中东地区国家纷纷与中国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展开战略合作，沙特需要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来维持地区力量的平衡。在海湾地区，2014年11月，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本·哈马德访华期间，宣布与中国合作设立100亿美元的地区投资基金，并与中国签订350亿人民币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2015年4月，卡塔尔设立了中东地区首个人民币清算中心。2015年12月，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本·扎耶德访华期间，宣布与中国设立100亿美元的联合投资合作基金，双方还签订了在阿联酋设立人民币清算中心的协议。2017年5月2日，中国外长王毅与阿联酋外长阿卜杜拉·本·扎耶德共同主持中国-阿联酋政府间合作委员会首次会议。科威特2008年就提出了耗资1320亿美元建设名为“丝绸城”的新城开发计划；2014年6月，科威特首相贾比尔访华期间，与中国签订了《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丝绸城”有关合作的谅解备忘录》。2015年，科威特又提出建设北部瓦尔巴、布比延、米斯坎、法莱卡和奥哈的五岛计划，总面积1000平方公里，将耗资数千亿美元，并有意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与中国合作开发。为此，2017年4月科威特和中国驻科威特使馆联合召开了高级别的研讨会。在中东地区，伊朗、土耳其、埃及、以色列等国都提出了与中国围绕“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大规模合作的计划。在这种局面下，沙特有必要通过与中国展开围绕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以避免在与海湾和中东地区其他国家的力量对比中处于劣势。沙特提出了以开发吉赞经济城、延布炼化项目为主与“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对接的计划，并有意将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扩展到红海沿岸及希贾兹地区，打造“西部走廊”。

第三，沙特在推进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需要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来锁定中国市场、吸引更多的中国资金和技术。2014年以来国际石油市场价格的持续低迷实际上反映了页岩油、页岩气等新技术带来的国际能源市场新格局。在能源供应方面，美国通过新的能源技术成为新的能源生产大国，未来还有可能成为能源的出口大国；俄罗斯能源产能巨大,伊朗、伊拉克能源生产增长迅猛，国际能源市场供过于求的局面将维持相当长的时间。在能源需求方面，随着全球经济形势不景气、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放缓、能源利用效率持续提高以及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发展有可能带来的能源市场结构性变化.国际市场对于石油的需求增长有限。因此，沙特需要通过发展对华关系，与中国建立长期的战略性能源供求关系，锁定中国市场。为了推动以《2030愿景》为核心的经济结构转型战略,沙特需要引进中国的投资以发展非石油部门和基础设施。在航天、核能等领域，沙特也需要引进中国的先进技术。

总体而言，2015年以来沙特王室权力结构的变化及其对外战略面临的挑战，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沙特方面与中国合作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性。

中沙共建“一带一路”，应该建立在务实合作的基础上。对于中沙合作的具体项目，应该根据实际情况量力而行。既要兼顾双方的利益诉求和综合考量，也要考虑到各方面的现实条件和制约因素；既要体现政府的指导作用，也要根据市场原则发挥不同类型企业的优势。对沙特历史文化、社会结构、政治体制、商务环境、法律法规、安全形势等方面的精确知识和准确理解，是保证具体项目顺利实施的重要条件。

比如，沙特从2011年6月开始实施名为“尼塔卡特”（Nitaqat，意为“领域”）的劳务沙特化政策，鼓励私有企业雇用更多的沙特本国公民。根据沙特劳工与社会发展部的规定，私有企业根据雇员人数被分为5类：10人以下（微型）、10~49人（小型）、50~499人（中型）、500~2999人（大型）和3000人（巨型）以上，其中微型企业不适用“尼塔卡特”规定。不同行业的企业，设定不同的雇员沙特化评级标准。

建材和建筑行业的企业中，大型和巨型企业达到31%的沙特化率、中型和小型企业分别达到28%与25%的沙特化率可获评“优秀”级别，随着沙特化率的降低则依次递减为“绿色”、“黄色”和“红色”级别。获评“优秀”和“绿色”级别的企业在外籍劳工签证申请和企业执照审核中获得便利，而“黄色”和“红色”级别则无法申办新的外籍劳工签证。2016年12月，沙特劳工与社会发展部表示要推出新的“平衡尼塔卡特”（Nitaqat al-Mawzoon）规定根据企业中沙特籍雇员比例、沙特籍雇员平均工资、沙特籍女性雇员数量、沙特籍雇员就业年限和高薪雇员中沙特籍雇员比例五项指标的点数进行评级。

类似的规定对中资企业在沙特的运行会产生影响，但沙特方面也不会盲目追求不切实际的雇员沙特化率。以建材和建筑行业为例，由于该行业高度依赖外国劳工，实际的沙特化率在2010年为6.7%，“尼塔卡特”规定获评“绿色”级别的沙特化率底线仅为5%~8%。

根据沙特的实际情况，为了推进“一带一路”务实合作，必须有高级别联合委员会这样的机制，同时也需要建设中层联系机制以及基层人员与机构之间的广泛接触。在这个过程中，智库、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作用尤其重要。这些机构可以通过长期深入的跟踪研究，为两国围绕“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和双边战略关系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中国和沙特围绕共建“一带一路”和发展战略关系的前景广阔，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沙特内政外交方面的深刻变化，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全面深化提供了重要机遇。与此同时，需要看到中国和沙特的合作也受到中东地区现实局势的制约，受到中国全局性战略考量的制约。因此，在发展中沙战略合作关系的时候，需要统筹中国与该地区其他国家之间的合作，平衡发展与该地区不同国家和力量之间的关系，这样才能对中沙战略合作进行准确定位。

中沙双方要相互尊重、深入了解、准确定位、务实合作，抓住有利的历史契机，携手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深化战略合作。（注释略，有删改）

“The Belt and Road”and China-Saudi Strategic Cooperation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Wu Bingbing

Abstract: Since 2015, power structure of Saudi royal family have taken place great changes,foreign strategy has also been significantly adjusted, “Salman Doctrine” formed gradually, and it was tested as a whol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profound changes of Saudi internal affairs and diplomacy that provide important opportunities for the further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bilateral relations.

Keywords: Power Structure of Royal Family, Foreign Strategy, "The Belt and Road", China-Saudi Strategic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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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平台观点

文章来源：《新丝路学刊》2017年01期；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微信公众号平台首发